許知遠: 余紀忠·梁啟超·王健壯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願替衆生病，稽首禮維摩。

我常想起王健壯坐在余紀忠紀念室的沙發上，對著余抄寫的這幅字的情景。詞句出自梁啓超的《水調歌頭·甲午》，時年剛過二十歲的梁因甲午之敗，心生強烈感慨。

梁啓超的情懷影響了幾代中國知識人，激勵他們締造一個現代中國。余紀忠也是其中之一。在隨國民黨政權流亡台北後，他創辦的《中國時報》要繼承的仍是梁的文人辦報理想，在知識與政治、輿論與權力、個人抱負與家國情懷間尋找某種平衡。

梁啓超也影響了王健壯。一九七七年，在他主編的第三期《仙人掌》雜誌上，他就以梁為封面人物。這與之前的兩期封面人物傅斯年、蔡元培再恰當不過地表現了這個剛剛從台灣大學畢業的青年人對未來的期待——他要用知識與思想來塑造社會。

六十七歲的余紀忠發現了二十四歲的王健壯，並慷慨（或許過分慷慨）給予王一個機會——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觀乎當時「人間副刊」的影響力，這實在是個驚人的決定。在一個政治仍為禁忌的年代，思想、文學常成為另一個突破口，變成了集體思潮與情緒的平台，「人間副刊」正是當時台灣社會思想與文化的中心。除去偶像梁啓超個人志趣，王健壯也必定體驗到少年得志之感。

接下來的三十年中，王健壯的個人命運與《中國時報》、台灣新聞業緊密相關。除去梁啓超的情懷與傳統，他也是美國新聞標準的擁躉，一心要把《紐約時報》、《時代》的方式引入華語世界。

他是幸運的。他這一代新聞人親歷、也推動台灣從政治高壓走向自由民主的歷程，這其中戲劇性、火山噴發的變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當他與朋友在一九八七年創辦《新新聞》雜誌時，正是要創造一種新的報道風格與視角，來描繪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新景象。

他也是不幸的。像很多傑出的台灣知識人一樣，他那梁啓超式的遼闊情懷無處施展。他成熟的過程，也是個台灣逐漸縮小的過程。這個島嶼曾經以整個中國為志業，它覆蓋從新疆到雲南、承接三皇五帝到蔣介石，但在獲得自由的同時，它也在切割自己與那個廣闊傳統的關係。也像很多轉型國家與地區一樣，突然到來的自由沒有激起整個社會更深邃的思考能力，反而迅速的瑣碎化，知識與思想的抱負限於娛樂、淺薄的泥淖。

大約三年前，我在普陀山上的一次會議上認識王健壯。那次會議由一位香港商人召集，想要討論中國的未來，他也很相信台灣的轉型能提供某種參照。會議以消防原因被迫取消，中國大陸的自由狀態比起台灣的一九七零年代還不如。在酒桌上，我很被王健壯的風度所折服。他似乎有一種我只在書本上看到民國報人的味道，性情、瀟灑、酒量驚人，對後輩有一種特別的慷慨——或許這也是從余先生處所學。

在之後，我們成了朋友。每逢去台北，都不免在小巷的酒館裏推杯、暢談。儘管年齡與成長環境都不同，我們卻像是精神的同代人。除去都對中國知識人的傳統深感興趣外，我們也都是在美國新聞業的影響下成長的，當說起《紐約時報》的那些傑出的記者時，都有一種特別的興奮。他也講起台灣的轉型過程、他對於政治人物的看法，當然還有《中國時報》的記憶。不過，他始終有一種內斂，不管他顯得多麼性情與瀟灑，你也總覺得他和你保持某種距離，不願與你分享他更深的感受與思想。

當他懷舊時，也難免陷入一種灰心與無力。這份曾塑造台灣命運的報紙如今被一個賣米果的商人擁有著。余紀忠英俊、端莊的雕塑仍在，但報業大厦的入口早已矗立著巨大的「旺旺」塑像，像是一種商業力量對人文傳統的公然挑戰。王健壯曾試圖重塑《中國時報》的氣質，也曾費力在新老闆與舊傳統之間充當調停人，但都陷入一種無力回天之感。這也真是反諷一刻，他們在強烈的中國情懷中成長，如今「中國的影響」真的來了，他們的情懷卻被迫收藏起來。在萬華那家叫熱海的簡陋餐廳裏，我參加好幾次老時報人的週一聚會，感到那股日漸濃烈的沒落感。在這時刻，梁啓超的感慨一定特別撫慰人心吧。

還是在台北的計程車，我初次讀到這本《我叫他，爺爺》，立刻就被文字的節奏與濃重的個人情緒所吸引。比起他在報紙上那些過分端莊、鏗鏘的政治、社會評論，這些個人回憶無疑更富魅力，它們也完美地解釋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緣何變成了今天的王健壯。作為大時代的個人，如何被時代所塑造，又如何改變時代？

有時在台北的暗夜分手時，我看著他的黑衣背影逐漸消失，總不免想起這句：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為銷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