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穎珊：走進歷史與「他者」對話 面對人性而溫柔謙卑 - 一位大學生對六七的思考
（原刊於「一條褲製作」與香港話劇團合作的黑盒劇場《十一騷動》場刊）
對我面言，「劇場」的魅力，不獨在於它能領人走進一段專 注的「時空」，令人疏醉於故事中，或哭或笑。「劇場」可貴，更在於它開啟了一段段「有異於生活卻又連於生活」的旅程，讓人在其中跟故事﹑跟劇中人，甚至跟 自己對話。而那些在「劇場」中開展，源於我們對生活的信念﹑觀察﹑好奇……的對話，往往在劇終時，又會被化成我們對生活的「新問題」；被你我帶走，帶回現 實生活中繼續沉澱﹑細味。
在段段「旅程」轉接之間，容我稍停﹑一問：您今日，帶著甚麼「問題」來觀看《十一騷動》？您又預期，帶怎樣的「問題」離去？
一起「重組歷史」，還歷史它的「真相」
看過《十一騷動》或《１９６７》宣傳語句的朋友，不知有否如我般記得這「慷慨豪言」。我是誰？我們要「重組歷史」﹑「還歷史它的『真相』」？然後，靜心一想：的確，歷史是由「誰」說的呢？坊間所流傳的故事，有多少是「歷史真相」？
走誰《十一騷動》或《１９６７》(ref.1) 劇場的朋友，我猜，或多或少也是如我一樣，想看看，比之左派陣營與殖民政府各執一詞的互相指控﹑抹黑，到底我們可從當年親歷此事的見證人口中，拼湊出一個 怎樣比較複雜而完整的圖畫？就如 Trevelyan (1919) 曾言：「『歷史』終歸是一個『傳說』(tale)。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便是說好那『故事』。」(頁22) 作為一種講究「起承傳合」的敘述 (narratives)，我們所能接觸到的「歷史」，自然是經過「敘述者」對歷史事件選取與詮釋來串連成的「完整故事」。(ref.2) (Bloch, 1953, 頁144; White, 1978, 頁57)。既有取捨,「歷史敘述」便難免於「敘述者」自身的處境及視野所限制。所以，在「重組歷史」時先探問：「那是屬於『誰』的歷史？」我認為這是一個 恰當的問題。
回望「１９６７」，事實上我們不難理解 Benjamin (1973) 的批評：「（主流）歷史（亦只能是）勝利者的歷史，而且是一個勝利者接著下一個勝利者的歷史。」(頁3) (ref.3) 若問身邊人對「１９６７抗爭事件」的認知，大抵我們能收集到的普遍印象，不外是「林彬被殺「與「土製菠羅（炸彈）」。港英殖民政府把事件 定性為左派人士破壞社會安寧﹑濫傷無辜的「動亂」，從而合理化政府殖壓及緝捕「暴徒」，當局的「政治宣傳」無疑十分成功。而相對此種相對單薄﹑平面﹑官方 流行版本的「歷史真相」，劇場嘗試補足的，便是在鏡頭下被隱沒﹑被「河蟹」……「受壓迫者」的故事。故此，在劇場內就是談「林彬被殺」與「土製菠羅（炸 彈）」，劇作者也是嘗試從小人物的角度出發，來呈現個人在此歷史事件中所承受的掙扎﹑衝擊，從而書寫有別於官謀的論述，讓我們藉此可一步步重組屬於「民 眾」（而非掌權者）的「小歷史」。
劇終後，我們所帶走對「１９６７」的深刻片段，或許不同。但被種下﹑深化對所謂「主流論述」所抱持的一分「求真的懷疑」，想是共通。
與「他者」對話的態度﹑能力
因為，跟故事﹑跟劇中人，甚至跟自己對話，能動搖我們對自以為清楚的「定見」。畢竟對話，是叫我們學習聆聽他者的聲音。而我相信，在這時代的香港，這種 「對話」的態度與能力，更形重要。香港，並沒有如昔日美國南北戰爭﹑南非種族隔離的歷史所帶來，因種族差異而生發對不同族群的仇恨；但，這不代表我們沒有 「一竹篙打一船人」的偏見。人傾向只接收自己喜歡的資訊，喜歡在社會矛盾中尋找「對立派」（「妖魔化敵人），或是總習慣將複雜多元的群體粗暴地簡化﹑替人 扣帽子放進不同立場（如今日把人分成不同顏色的「絲帶」），然後立場立行地謾罵﹑抹黑……這些，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是常見的「人性」（其實不用說心理學 研究，我們都有經驗，這些東西小學生也懂）。反之，要放開心懷聆聽自己相異族群的聲音，嘗試「對話」，總是很難。
在此，劇場與「戲劇教育」正正扮演著促進「對話」的角色。因為「劇場」當中的心理描述﹑角色扮演，其實就是幫助人培養「同感」﹑建立代入「他者」的能力 與視角。能欣賞甚至演出戲劇的人，往往能進入別人的世界去思考﹑感受……這能讓我們抗拒把人隨便地「左派」﹑「右派」；提醒我們，眼前每一位「他者」都是 跟自己一樣：獨立﹑複雜，且有血有肉的個人。
張愛玲時：「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簡言之，我們對別人的接納﹑寬 容，是源於設身處地的認識，源於那「如我有他的成長經歷﹑身在他的處境……我也未必定能作不同選擇」的感慨。這很難！而且這樣說，不代表我們「和稀泥」， 甚至面對「不義」也默然承受。甚至面對冤屈﹑面對暴力﹑面對權力的傲慢……我們有人性當中的「義怒」，也需要站在「受傷者」（如１９６７年被虐打﹑被錯判 無辜入獄的左派人士）當中。只是，我認為同樣重要的是—面對「不義」，我們要拒絕它的遊戲規則，拒絕成為不義。抗拒「以暴易暴」的意思是，我們抗拒「仇 恨」把我們變成像我們所恨的對象一樣，變成另一個「施暴者」。
或許，有人會問：「在１９６７，面對實力懸殊，暴 力無理的港英殖民政府，當年的「『左仔』不放『菠蘿』，如何抗爭？如何為被無理收監的戰友出一口氣？」我仔細想想，生活在那習慣「鬥爭」與「政治動員」的 年代，為了與殖民地政府抗爭而放「土製炸彈」，也許確實不算甚麼……因為，在那些年的中國大陸，為了政治立場的不同，連人命也算不得甚麼。然而，面對冤屈 ﹑面對仇恨……除了無助受傷而放棄相信公義，以及「怒氣填胸」而決定以暴易暴﹑甚至要變得比敵人更殘忍，我們可有第三條路？
我想，若我們要不被「仇恨﹑對立」引發人性的暴虐，甚至被苦毒摧毀，南非總統曼德拉與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所說的：「我沒有敵人。」值得我們深思。 我會回應是：「那暴力與草管人民後背後對人的『不尊重』，才是我們要一起反對的心應吧！」那種因政治立場而把人無理收監﹑虐打﹑為了「報仇」而行私刑以至 濫傷無辜的暴力，那不當他者（示威者﹑執法者﹑受壓迫者﹑當權者）是「人」的仇恨，傲慢與「鬥爭思維」……才是我們作為人類社群一員所要面對的「共同敵 人」！
這亦意味，我們在尋求「公義」並期盼為社會帶來美好改變時，鼓動我們的不能是「恨」，只能是「愛」；然後是由愛而生的，那堅強﹑勇敢，且溫柔的心。
回顧歷史：「因為懂得，所以謙卑」
有說：「歷史總是在重複。」
所以，當一條褲製作嘗試藉由十一位編劇的視角，切入「１９６７」此段歷史時，我們也許是從回顧當中，重構我們今日的故事。此亦意味，我們對「歷史」的檢 討，必然附帶著我們對當下的批判與改造；而回顧「歷史」就是讓我們有意識地讓「被沈默的過去」對我們今日說話，讓那些「被忽略的」有機會被再次檢視，催逼 我們審視那因循的「定見」與「想當然」。(ref.4) 如此說去，歷史之重要性不獨在於過去，更在於「現在」與「未來」。
只是，說到底，我們在「２０１４」面對「１９６７」，這段歷史又給我們怎樣的呼聲？對我們的今日有甚麼說話？這恐怕，只能留待你我，在觀劇後再回答。
我只猜想，今日那種「遍地開花」的抗爭，大概是當年「聽命組織」的左派人士難以想像。自主自發的個體，在參與書寫香港的歷史。今日的你我，或許認為香港已跟１９６７年的社會狀況大不相同，而我們亦跟昔日的「左派抗爭者」太不一樣。的確。
而我只期盼，當我們今日努力地想像未來，並積極地追尋與實現種種美好價值時，我們仍有一分謙卑，能記取當年有人曾「被怒火燒紅了眼」的教訓；畢竟，人性 的偏見，把人分成「敵我陣營」而拒絕對話的懶惰，權力的暴虐與傲慢……是我們在任何時空，都需要謹慎自制﹑小心提防。但願我們對人性（與自身可能）的陰 暗，「因為懂得，所以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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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1. 一條褲製作在2014年8月以香港「六七暴動」為題的「紀錄劇場」演出。
2. 論述講求敘事的連貫性 (coherence)，當中必定有所輕﹑有所重，方便構成對歷史的一個說法（一種理解與演釋）。
3. 以「治亂興衰」為主題的中國「官方歷史」，可說是屬於「帝皇將相」等當權者的歷史。其中，跟「主流論述」有衝突﹑對當權者不利的「爭議」往往會被輕忽﹑甚至被抹殺。
4. 舉例，有人曾藉回顧及論述香港開埠以來香港的「街市變遷史」，來探討香港現今都市空間與社區生活的規劃機制，並對香港當下的社區空間使用﹑經濟生活提出批判價值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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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 《集體回憶之中區警署‧百年警署的故事》，何耀生，明報出版社（２００５）
‧《香港，１９６７》余汝信，天地圖書出版社（２０１２）
‧《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呂大樂，中華書局（２０１３）
‧《香港左派鬥爭史》，周奕，利訊出版社（２００２）
‧《香港工連史》，周奕，利訊出版社（２００２）
‧《火樹飛花—六七年那些人》，屈穎研，火石文化有限公司（２０１２）
‧《悸動的六零年代》，林博文，時報出版社（２０１０）
‧《五月無家》，林超榮，火石文化有限公司（２０１２）
‧《六七暴戶—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張家偉，香港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
‧《傷城記—六七年那些事》，張家偉，火石文化有限公司）２０１２）
‧《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陸恭蕙，香港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
‧《警官手記》，黃奇仁，三聯出版社（２００８）
‧＜素衣染紅書生血‧反英抗暴前後的香港中資出版機構＞，藍真，明報月刊（２０１４）
‧《我的父親羅孚 - 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羅海雷，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１１）
‧Benjamin, W. (1973). Illumination. London: Fontana.
‧Bloch, M. (1953).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Vintage.
‧Trevelyan, G. M. (1919). The recreations of an historian.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Whie, H. (1978).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對我面言，「劇場」的魅力，不獨在於它能領人走進一段專 注的「時空」，令人疏醉於故事中，或哭或笑。「劇場」可貴，更在於它開啟了一段段「有異於生活卻又連於生活」的旅程，讓人在其中跟故事﹑跟劇中人，甚至跟 自己對話。而那些在「劇場」中開展，源於我們對生活的信念﹑觀察﹑好奇……的對話，往往在劇終時，又會被化成我們對生活的「新問題」；被你我帶走，帶回現 實生活中繼續沉澱﹑細味。
在段段「旅程」轉接之間，容我稍停﹑一問：您今日，帶著甚麼「問題」來觀看《十一騷動》？您又預期，帶怎樣的「問題」離去？
一起「重組歷史」，還歷史它的「真相」
看過《十一騷動》或《１９６７》宣傳語句的朋友，不知有否如我般記得這「慷慨豪言」。我是誰？我們要「重組歷史」﹑「還歷史它的『真相』」？然後，靜心一想：的確，歷史是由「誰」說的呢？坊間所流傳的故事，有多少是「歷史真相」？
走誰《十一騷動》或《１９６７》(ref.1) 劇場的朋友，我猜，或多或少也是如我一樣，想看看，比之左派陣營與殖民政府各執一詞的互相指控﹑抹黑，到底我們可從當年親歷此事的見證人口中，拼湊出一個 怎樣比較複雜而完整的圖畫？就如 Trevelyan (1919) 曾言：「『歷史』終歸是一個『傳說』(tale)。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便是說好那『故事』。」(頁22) 作為一種講究「起承傳合」的敘述 (narratives)，我們所能接觸到的「歷史」，自然是經過「敘述者」對歷史事件選取與詮釋來串連成的「完整故事」。(ref.2) (Bloch, 1953, 頁144; White, 1978, 頁57)。既有取捨,「歷史敘述」便難免於「敘述者」自身的處境及視野所限制。所以，在「重組歷史」時先探問：「那是屬於『誰』的歷史？」我認為這是一個 恰當的問題。
回望「１９６７」，事實上我們不難理解 Benjamin (1973) 的批評：「（主流）歷史（亦只能是）勝利者的歷史，而且是一個勝利者接著下一個勝利者的歷史。」(頁3) (ref.3) 若問身邊人對「１９６７抗爭事件」的認知，大抵我們能收集到的普遍印象，不外是「林彬被殺「與「土製菠羅（炸彈）」。港英殖民政府把事件 定性為左派人士破壞社會安寧﹑濫傷無辜的「動亂」，從而合理化政府殖壓及緝捕「暴徒」，當局的「政治宣傳」無疑十分成功。而相對此種相對單薄﹑平面﹑官方 流行版本的「歷史真相」，劇場嘗試補足的，便是在鏡頭下被隱沒﹑被「河蟹」……「受壓迫者」的故事。故此，在劇場內就是談「林彬被殺」與「土製菠羅（炸 彈）」，劇作者也是嘗試從小人物的角度出發，來呈現個人在此歷史事件中所承受的掙扎﹑衝擊，從而書寫有別於官謀的論述，讓我們藉此可一步步重組屬於「民 眾」（而非掌權者）的「小歷史」。
劇終後，我們所帶走對「１９６７」的深刻片段，或許不同。但被種下﹑深化對所謂「主流論述」所抱持的一分「求真的懷疑」，想是共通。
與「他者」對話的態度﹑能力
因為，跟故事﹑跟劇中人，甚至跟自己對話，能動搖我們對自以為清楚的「定見」。畢竟對話，是叫我們學習聆聽他者的聲音。而我相信，在這時代的香港，這種 「對話」的態度與能力，更形重要。香港，並沒有如昔日美國南北戰爭﹑南非種族隔離的歷史所帶來，因種族差異而生發對不同族群的仇恨；但，這不代表我們沒有 「一竹篙打一船人」的偏見。人傾向只接收自己喜歡的資訊，喜歡在社會矛盾中尋找「對立派」（「妖魔化敵人），或是總習慣將複雜多元的群體粗暴地簡化﹑替人 扣帽子放進不同立場（如今日把人分成不同顏色的「絲帶」），然後立場立行地謾罵﹑抹黑……這些，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是常見的「人性」（其實不用說心理學 研究，我們都有經驗，這些東西小學生也懂）。反之，要放開心懷聆聽自己相異族群的聲音，嘗試「對話」，總是很難。
在此，劇場與「戲劇教育」正正扮演著促進「對話」的角色。因為「劇場」當中的心理描述﹑角色扮演，其實就是幫助人培養「同感」﹑建立代入「他者」的能力 與視角。能欣賞甚至演出戲劇的人，往往能進入別人的世界去思考﹑感受……這能讓我們抗拒把人隨便地「左派」﹑「右派」；提醒我們，眼前每一位「他者」都是 跟自己一樣：獨立﹑複雜，且有血有肉的個人。
張愛玲時：「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簡言之，我們對別人的接納﹑寬 容，是源於設身處地的認識，源於那「如我有他的成長經歷﹑身在他的處境……我也未必定能作不同選擇」的感慨。這很難！而且這樣說，不代表我們「和稀泥」， 甚至面對「不義」也默然承受。甚至面對冤屈﹑面對暴力﹑面對權力的傲慢……我們有人性當中的「義怒」，也需要站在「受傷者」（如１９６７年被虐打﹑被錯判 無辜入獄的左派人士）當中。只是，我認為同樣重要的是—面對「不義」，我們要拒絕它的遊戲規則，拒絕成為不義。抗拒「以暴易暴」的意思是，我們抗拒「仇 恨」把我們變成像我們所恨的對象一樣，變成另一個「施暴者」。
或許，有人會問：「在１９６７，面對實力懸殊，暴 力無理的港英殖民政府，當年的「『左仔』不放『菠蘿』，如何抗爭？如何為被無理收監的戰友出一口氣？」我仔細想想，生活在那習慣「鬥爭」與「政治動員」的 年代，為了與殖民地政府抗爭而放「土製炸彈」，也許確實不算甚麼……因為，在那些年的中國大陸，為了政治立場的不同，連人命也算不得甚麼。然而，面對冤屈 ﹑面對仇恨……除了無助受傷而放棄相信公義，以及「怒氣填胸」而決定以暴易暴﹑甚至要變得比敵人更殘忍，我們可有第三條路？
我想，若我們要不被「仇恨﹑對立」引發人性的暴虐，甚至被苦毒摧毀，南非總統曼德拉與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所說的：「我沒有敵人。」值得我們深思。 我會回應是：「那暴力與草管人民後背後對人的『不尊重』，才是我們要一起反對的心應吧！」那種因政治立場而把人無理收監﹑虐打﹑為了「報仇」而行私刑以至 濫傷無辜的暴力，那不當他者（示威者﹑執法者﹑受壓迫者﹑當權者）是「人」的仇恨，傲慢與「鬥爭思維」……才是我們作為人類社群一員所要面對的「共同敵 人」！
這亦意味，我們在尋求「公義」並期盼為社會帶來美好改變時，鼓動我們的不能是「恨」，只能是「愛」；然後是由愛而生的，那堅強﹑勇敢，且溫柔的心。
回顧歷史：「因為懂得，所以謙卑」
有說：「歷史總是在重複。」
所以，當一條褲製作嘗試藉由十一位編劇的視角，切入「１９６７」此段歷史時，我們也許是從回顧當中，重構我們今日的故事。此亦意味，我們對「歷史」的檢 討，必然附帶著我們對當下的批判與改造；而回顧「歷史」就是讓我們有意識地讓「被沈默的過去」對我們今日說話，讓那些「被忽略的」有機會被再次檢視，催逼 我們審視那因循的「定見」與「想當然」。(ref.4) 如此說去，歷史之重要性不獨在於過去，更在於「現在」與「未來」。
只是，說到底，我們在「２０１４」面對「１９６７」，這段歷史又給我們怎樣的呼聲？對我們的今日有甚麼說話？這恐怕，只能留待你我，在觀劇後再回答。
我只猜想，今日那種「遍地開花」的抗爭，大概是當年「聽命組織」的左派人士難以想像。自主自發的個體，在參與書寫香港的歷史。今日的你我，或許認為香港已跟１９６７年的社會狀況大不相同，而我們亦跟昔日的「左派抗爭者」太不一樣。的確。
而我只期盼，當我們今日努力地想像未來，並積極地追尋與實現種種美好價值時，我們仍有一分謙卑，能記取當年有人曾「被怒火燒紅了眼」的教訓；畢竟，人性 的偏見，把人分成「敵我陣營」而拒絕對話的懶惰，權力的暴虐與傲慢……是我們在任何時空，都需要謹慎自制﹑小心提防。但願我們對人性（與自身可能）的陰 暗，「因為懂得，所以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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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條褲製作在2014年8月以香港「六七暴動」為題的「紀錄劇場」演出。
2. 論述講求敘事的連貫性 (coherence)，當中必定有所輕﹑有所重，方便構成對歷史的一個說法（一種理解與演釋）。
3. 以「治亂興衰」為主題的中國「官方歷史」，可說是屬於「帝皇將相」等當權者的歷史。其中，跟「主流論述」有衝突﹑對當權者不利的「爭議」往往會被輕忽﹑甚至被抹殺。
4. 舉例，有人曾藉回顧及論述香港開埠以來香港的「街市變遷史」，來探討香港現今都市空間與社區生活的規劃機制，並對香港當下的社區空間使用﹑經濟生活提出批判價值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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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 《集體回憶之中區警署‧百年警署的故事》，何耀生，明報出版社（２００５）
‧《香港，１９６７》余汝信，天地圖書出版社（２０１２）
‧《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呂大樂，中華書局（２０１３）
‧《香港左派鬥爭史》，周奕，利訊出版社（２００２）
‧《香港工連史》，周奕，利訊出版社（２００２）
‧《火樹飛花—六七年那些人》，屈穎研，火石文化有限公司（２０１２）
‧《悸動的六零年代》，林博文，時報出版社（２０１０）
‧《五月無家》，林超榮，火石文化有限公司（２０１２）
‧《六七暴戶—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張家偉，香港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
‧《傷城記—六七年那些事》，張家偉，火石文化有限公司）２０１２）
‧《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陸恭蕙，香港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
‧《警官手記》，黃奇仁，三聯出版社（２００８）
‧＜素衣染紅書生血‧反英抗暴前後的香港中資出版機構＞，藍真，明報月刊（２０１４）
‧《我的父親羅孚 - 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羅海雷，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１１）
‧Benjamin, W. (1973). Illumination. London: Fontana.
‧Bloch, M. (1953).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Vintage.
‧Trevelyan, G. M. (1919). The recreations of an historian.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Whie, H. (1978).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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